来源：金十数据
美联储12月将迎今年第三次降息，但双重使命均陷困境，加上FOMC内部鹰鸽之争及其人事大变局，令分析师在2026年降息预期上出现显著分歧。
自美联储10月实施今年第二次降息以来，市场对其下周会议的预期一直起伏不定。
在10月降息决策出台前，分析师普遍预期2025年将迎来第三次降息，期货市场也几乎完全消化了这一预期，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随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促使预期大幅重置。他称12月降息“并非板上钉钉”，市场定价随即回落至五五开的状态。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分析师们态度暧昧，多位地区联储主席发表了鹰派言论，但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11月21日表态支持12月降息，这一立场让市场大幅转向宽松预期。市场普遍认为鲍威尔与威廉姆斯立场一致。
9月的就业报告或许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报告显示就业岗位增长强劲，但失业率上升至4.4%，与美联储9月预测的年末4.5%目标相去不远。
英国《金融时报》货币政策雷达（Monetary Policy Radar）团队对分析师的最新调查显示，所有人都一致认为，美联储将在12月10日再次降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3.5%至3.75%的区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12月的决策会一帆风顺。堪萨斯城联储主席施密德曾反对10月的降息决定，此次他可能再度投出反对票。圣路易斯联储主席穆萨莱姆也可能加入他的行列，后者曾表示“进一步宽松的空间有限”。
尽管12月会议的结果存在一定确定性，但近期的预期波动反映出美联储双重使命持续存在的明显矛盾，这种张力正将政策制定者推向相反方向。强劲的经济活动与关税政策正推动通胀走高，使其进一步偏离央行目标，而就业数据则凸显出劳动力市场的疲软态势。政府停摆导致官方数据供应受限，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
至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核心立场，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的詹姆斯·埃格尔霍夫（James Egelhof）认为，委员会已转向更鸽派的立场，这凸显出劳动力市场可能突然走弱的更大风险。
“我们认为，9月会议后美联储的反应机制发生了变化，它愿意容忍更高的通胀水平。这一点在其预测中体现得很明显——美联储上调了经济增长、通胀以及预期降息次数的预期，”埃格尔霍夫表示。
他补充道：“愿意让经济保持更高热度，源于对劳动力市场的更密切关注，以及缓解失业率上升带来的政治和经济风险的意愿。”不过，他预计2026年只会再降息一次。
瑞银集团（UBS）的阿比盖尔·瓦特（Abigail Watt）认同FOMC多数成员本月可能采取的立场。“12月的降息可能会被定位为又一次风险管理举措，与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疲软态势相符，”她表示，并补充称美联储可能在明年1月再次降息，随后因2026年通胀走高而进入长期暂停期。
瓦特对2026年美联储利率路径的看法与多数分析师大体一致，他们指出，通胀与劳动力市场疲软之间的张力将限制美联储进一步快速放松货币政策。
她表示，失业率上升表明劳动力需求的下降速度快于供给。“尽管移民政策的变化可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我们并未看到疫情期间依赖移民劳动力的行业出现的那种工资增长分化现象。”
总的来看，分析师的中位数预期是，美联储明年再降息两次，2026年末联邦基金利率将维持在3%至3.25%的区间，与10月上一次调查结果一致。
而《金融时报》 团队的预测比这一中位数预期更为鸽派。他们预计，在明年1月暂停降息后，美联储将在上半年再降息两次，下半年至少再降息一次，到2026年末将利率降至2.75%至3%的区间，大致接近中性利率水平。
万神殿宏观经济咨询公司（Pantheon Macroeconomics）的塞缪尔·汤姆斯（Samuel Tombs）对此表示认同。“我们认为，随着工资增长放缓和服务通胀下降，明年的通胀前景将有所改善，”他说，“再加上我们目前看到的消费支出疲软，我们认为这将允许美联储在明年3月、6月和9月再次降息。”
目前来看，FOMC中的鸽派似乎是更具影响力的阵营。例如，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最近警告称，劳动力市场“现在已经足够脆弱，存在出现非线性变化的风险”。她现在显然与美联储理事米兰和沃勒处于同一阵营，后两者希望更快地降息。
另一个可能使美联储更趋鸽派的因素是FOMC自身构成的变化。由于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被广泛预期将在明年被宣布为新任美联储主席，且地区联储主席的任期即将到期，降息压力可能会加大，2026年利率预测的风险应偏向于下行。
而对于更鹰派的分析师来说，他们认为美联储将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供应紧张和经济活动强劲的限制。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斯蒂芬·布朗（Stephen Brown）表示：“强劲的美国经济、高于目标的通胀以及失业率的逐步下降，都将限制进一步宽松的空间，尤其是大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中性利率至少为3%。”
鹰派政策制定者也持类似立场。施密德在10月投出反对降息的票后表示：“我认为，将政策利率下调25个基点，对于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不会有太大作用，这些压力很可能源于技术和人口结构的结构性变化。”他指的是人工智能的兴起以及一些人认为限制了劳动力供给的移民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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